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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彩神APP
                                                      发稿时间:2020-08-13 05:05:32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针对纳瓦罗的困惑,不少网友在线给他“答疑解惑”。有网友说,美国人不团结是因为执政政府一直在胡说八道,比如“不需要戴口罩”“它(病毒)会消失的”“开放经济,一切都会回复正常”,然而,“这些都是谎言,谎言正在分裂和杀死人们。”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